从家庭因素看，家长无力监护或长期不尽监护职责，女童因没有得到家庭的庇护和教育而易遭侵害。其中两种比较典型的情形，一是父母外出打工；二是家长忙于工作。此外，家长疏于对女童的性知识、性安全和自我保护的教育，大部分受害女童缺乏对性侵害的最基本的分辨能力和防范意识，有部分女童在遭到侵害后仍不能辨识事情的性质和后果，甚至不懂如何向家长表达。
    调查起因：女童遭受性侵害案件呈多发趋势
　　调查发现：3年半有2506名未成年女性被性侵害
　　“加害人以诱骗、胁迫手段作案，隐蔽性强且重发多发。尤其是加害人以教师或家庭成员身份作掩护，有长期与被害人近距离接触的便利，不易引起社会、家长的警惕和防范。被害女童由于敬畏心理，在遭受侵害时不敢反抗，事后往往也不敢及时告知家人或报警。”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负责人彭章波对记者说，“正是由于女童性侵害案件的这些特殊性，目前办理此类案件存在‘五大’司法困境：取证难、保护难、救济难、赔偿难、定性难。”
　　以下原因导致侦查取证难度大，难以调查取得充足证据以证明犯罪成立：
    一是性犯罪案件具有隐蔽性的特点，大多数发生在只有加害人与被害人二人在场的情况下，一般没有目击证人；
　　二是被害女童年龄小，不懂保全证据，有的孩子被侵害后及时洗清了加害人留在其身体上、衣物上的精液等证据，有的报案不及时，证据早已遗失；
　　三是被害女童认知和表达能力欠缺，其陈述要么过于幼稚、叙述不清，要么表述过分成人化、易受质疑，证明力较低；
　　四是不少被害人及其家属由于顾虑名誉、二次伤害、加害人胁迫利诱等种种原因抵触调查，不愿配合取证，或者推翻原有陈述。
　　“保护难”则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，即侦查取证、批捕起诉和法庭庭审等环节，对女童隐私权的保护措施相对欠缺，尤其是针对性侵害案件的被害女童。
　　目前在刑事诉讼实践中，缺乏保护女童被害人权益的配套措施或规章制度。司法人员身着制服、驾驶警车前往被害人的住所、学校取证的情况非常普遍，无形中使被害人的隐私被公布于众，使其处境更为恶劣；
　　另一方面，对被害女童的反复询问，给其造成“二次伤害”。这种二次伤害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比第一次更为严重。
　　“我们所提出救济难是指心理救济和司法救济。”王映说，被害女童的心理创伤在案发后会不断加重，甚至长期走不出心理阴影。而对被害女童的法律援助也同样缺失。目前，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较为全面，对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则十分薄弱，缺失专门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机制。因此，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，被害女童及其家属难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，失去最大程度获得经济赔偿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。